中新社成都5月18日电 题：黄晓枫、肖飞舸：从巴蜀乐舞文物看中外文化交流痕迹

　　中新社记者 岳依桐

　　三星堆的青铜铃、击之而鸣的虎钮錞(chún)于、形态各异的乐舞俑、内容丰富的画像砖石……古韵今声，种类繁多、形制多样的乐舞文物让历史的旋律至今仍在回响。巴蜀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，所出土的乐舞文物不仅展现了先民乐观、安适的精神内核，也见证了文化的交流交融。

　　5月18日正值国际博物馆日，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成都博物馆副馆长黄晓枫、成都市美术馆副馆长肖飞舸，一窥巴蜀乐舞文物背后跨越数千年的文化交流脉络。

　　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不同时代的巴蜀乐舞呈现出怎样的文化特点？反映了巴蜀先民怎样的精神内核？

　　黄晓枫：巴蜀大地各个时期都有乐舞文物出土，音乐和舞蹈相伴人们生活始终。商周时期，铜铃、石磬等代表性器物主要服务于祭祀礼仪。秦并巴蜀后，乐舞文化逐渐深入百姓生活并不断丰富、发展，出现于更多生活场景中。巴蜀地区的乐舞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，体现了民众乐观、安适的生活态度。比如成都出土的东汉陶俳优俑(常被称为“说唱俑”)，伸出舌头大笑，夸张的体态和表情极具感染力。实际上，从唐代到五代十国，成都乐舞都非常兴盛，从“诗圣”杜甫的“喧然名都会，吹箫间笙簧”“锦城丝管日纷纷，半入江风半入云”等名句，即可见一斑。

　　肖飞舸：古人云“衣食足而后礼义兴”，艺术文化是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一种反映。先秦时期，巴蜀地区的乐舞文化个性化较为突出，体现出万物有灵的生命力和不受约束的奔放之感。时至两汉，巴蜀乐舞文化和中原乃至西域的交流变多，民间味道日渐浓郁，并更多呈现出一种放松、游戏的状态。到了唐宋时期，巴蜀与中原地区的乐舞文化融合更加紧密，透露出的文气、文韵就更足了。总的来说，巴蜀地区自古政局较为稳定，经济也比较发达，百姓乐观的生活态度也反映在包括乐舞在内的文化形态上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乐舞文物是如何见证古时巴蜀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？

　　黄晓枫：秦并巴蜀后，大量移民进入该区域，促使巴蜀与中原的联系更加紧密，交流更加频繁。以乐舞百戏之风兴盛的汉代为例，汉代乐舞已逐渐摆脱“礼乐”束缚，呈现出更加多样的形式，城市歌舞宴乐场景的丰富与多样化，也大大促进了乐舞发展。

　　当时，“盘鼓舞”广为流行。这种舞蹈以盘和鼓为基本舞具，舞者随击鼓节拍跳踏盘上。洛阳博物馆的“七盘女舞俑”生动呈现了该舞蹈场景，类似的还有成都博物馆馆藏的“盘鼓舞俑”和四川博物院馆藏的“七盘舞画像砖”。三件文物上呈现的舞者服饰、道具以及舞蹈形态都很接近，可以看到当时乐舞文化相互交流且趋同的一种现象。

　　唐代中晚期，唐玄宗与唐僖宗先后入蜀避乱，将大批宫廷乐人带入蜀地，使唐代丰富的燕乐在蜀地得到了很好保留和延续，也促进了巴蜀地区与中原的乐舞文化交流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，蜀主礼而用之，使修举故事，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。”前蜀开国皇帝王建永陵棺床石刻浮雕“二十四伎乐”，就展示了晚唐宫廷燕乐瑰丽壮观的景象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通过巴蜀乐舞文物，可以找到哪些中外乐舞文化“交响”的证据？

　　肖飞舸：以人首鸟身的迦陵频伽(佛国世界里的一种神鸟，常被称为“妙音鸟”)形象为例，包含此元素的乐舞文物在中国多地均有发现，巴蜀地区不外如是。但其实迦陵频伽的形象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塞壬，传到印度后与佛教文化相结合，原本较为凶恶的形象逐渐柔和，后又随佛教文化传至中国，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，变得更加柔美。

　　再比如成都市新都区出土的一件东汉驼舞画像砖上，一胡人跪坐在骆驼上，甩袖击建鼓，说明巴蜀地区当时已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开展了乐舞文化交流。驼舞主题的文物在中国很多地方均有发现，每件文物背后，都有清晰的文化传播、交流链条。

　　黄晓枫：属于“坐部伎”系统的成都永陵“二十四伎乐”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。“二十四伎乐”是后蜀宫廷乐队，由2个舞伎和22个乐伎组成。乐器种类多达20种，有篪、排箫、笙、笛、筝等五种汉族传统乐器，还有曲项琵琶、竖箜篌、螺贝、答腊鼓、钹、拍板等15种外来乐器，足见当时巴蜀与西域乐舞文化交流之深入。

　　这种交流不仅仅体现在宫廷中。成都作为后蜀时期的“乱世乐土”，家养歌舞乐队的情况并不少见，这也是彼时贵族们安逸生活的一种体现。比如，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后蜀开国功臣赵廷隐的墓葬出土器物中，也有一支表情动作生动且各司其职的陶俑“乐队”，演奏的乐器同样兼具汉风、胡风。

　　另外，赵廷隐墓出土了一件彩绘陶花冠女舞俑，从肢体形态、穿着打扮来看，舞俑所演绎的是柘(zhè)枝舞。这种舞与胡旋舞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健舞，曾十分流行。而这件陶俑在成都出土，说明柘枝舞也为巴蜀先民所喜爱。在乐舞文物上可以寻找到的中外文化交流痕迹很多，这种交流是在丝绸之路促进商贸、文化交流繁荣的大背景下，自然发生的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为何巴蜀乃至中国乐舞文化跨越千年仍生机勃勃，至今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？

　　黄晓枫：中华文明源远流长、历久弥新，其关键在于传承、创新的力量，这也是乐舞文化至今仍充满生机的关键。不论是用现代手段复原的古乐曲，还是通过壁画还原的舞蹈，都是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生发出来的艺术创作，从古至今乃至未来，这些文化本身，就是最好的中外交流载体。

　　肖飞舸：包括乐舞在内的艺术，实际上是跨文化交流中最好的载体，因为它可以超越语言的限制，更容易超越个性，形成共性，直击人心。乐舞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，经过数千年沉淀、发展，其个性特征愈发鲜明，本身就会让受众耳目一新。我认为中华文明至今仍然魅力不减、生机勃勃的关键原因之一，就在于它不断与时代发展相融合。

　　虽然文化交流始终与经济往来相伴，但它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最后都会落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上。文化“走出去”是一种必然趋势，而在传播、交流的过程中，文化本身也会实现再发展。如今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经现代化方式诠释，不仅能产生强烈的视觉张力，也能让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“走出去”。比如“复活”的“二十四伎乐”、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国传统乐器等，都通过创新的传播语言、传播手段，讲出了新的故事。(完)

　　受访者简介：

　　黄晓枫，成都博物馆总策展人、副馆长，历史学博士，文博研究馆员。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，成都博物馆协会陈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。2009年开始参与成都博物馆新馆建设，牵头《花重锦官城——成都历史文化陈列·古代篇》展览内容策划工作，该展览荣获第十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精品推荐精品奖。

　　肖飞舸，成都市美术馆副馆长、策展人、文博研究馆员。先后就职于尤伦斯艺术中心、金沙遗址博物馆、成都博物馆等机构。2021年任成都市美术馆副馆长，参与成都市美术馆新馆开馆运营，成功策划举办2021成都双年展、2023成都双年展等大型国际化综合展览。